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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走远的记忆

我六十年代后期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普通农村。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,上小学时的教室是借用民办教师的三间土坯闲房子,没有门窗,用的是用土坯砌的土课桌,后边停着一口为老人准备的棺材,而且因为失火烧得黑黢黢。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这个教室上课,而且只有一个女老师。
那时放学后作业不多,主要任务就是拔猪草。春天麦苗返青时,一些有名无名的野菜也争先恐后的长出来了,我们放学后就背着筐去拨猪草,幸运的话还会捉住一只黄绒绒的小野兔。拨猪草这活从春天一直到秋后。再就是捡柴禾,春天用三叉刨茅草根,晒干了烧。春夏之交,割蒿子,这东西即使晒干了,烧时也是浓烟四起,熏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麦后,捡拾翻过地后的麦根。秋天用筢子搂玉米叶、豆叶、树叶。冬天到苇子湾除苇根。这时天寒地冻,苇子已经被人割走,每天冰上露出半手指那么高的苇茬,先用铁锨铲掉,然后用扫帚扫成堆,用筐背回家,晒干,当柴烧。
春回大地时,生产队上的苜蓿长出了嫩芽,我们这些孩子们总会偷偷弄点,母亲掺上一些玉米面,放点盐,蒸成糕,或者做成菜饼,无异于人间美味。那几年生产队里种地瓜特别多,秋天地瓜下来时,按人口分配,自己去刨,院子里、屋子里到处是地瓜,屋顶上是半干不湿的地瓜干。家里人口多,冬天母亲用十二印的大锅煮地瓜,一煮就是多半锅,挑着好的人吃,剩下的喂猪。
那时穿衣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各家各户孩子都多,衣服都是大的穿了,小的穿,补丁一个罗一个,洗的没有了颜色。小时候,父亲给买的海军背心穿着着实骄傲。中学时,大姐用黄色的卡布缝制的四个兜的褂子,一穿好几年。一年秋天,读初中的三姐参加篮球比赛,老师要求都穿秋衣,那时没有秋衣,就找人去借。当时全村只有一个在公社中学读高中的男生整天穿着一件紫色秋衣。母亲借来,洗了好多遍,水仍然浑浊不堪,可见他穿得有多脏。
那时一个村里也没有几辆自行车,一次有个远房舅舅骑一辆旧自行车到我家来,两个姐姐兴致勃勃地推着他这辆车跑到北洼的场院里学骑车,甚至骑到了路边的水沟里。那时,没有什么玩具,男孩玩砸杏核、抽老牛(用铁锨把粗的圆木削成的陀螺,底部砸上铁珠),打尜尜(gá用木棍削成的一种儿童玩具,两头尖中间大),用自行车链子造洋火枪,用弯曲的铁丝推车圈。女孩踢毽子,来房子(在地上划出图形,单腿独跳踢瓦片),到也其乐无穷。
冬天农村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或者听说书的。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,无论哪个村放电影,天一黑,家家户户都提前做饭,等不及的孩子们拿块饼子搬着凳子去占地方,很多电影看过多遍,电影里的台词都能背过。说书的那时较常见,两三个说书艺人,在大队书记家吃了晚饭,在院子外边点上贼亮的嘎石灯,喝口水,清清嗓子,便开始了。说书人有敲鼓的,有说唱的,手里拿个铙拔,一晚上咿咿呀呀,嘶哑着嗓子,说到高潮处,观众发出一片叫好声。往往说到深夜,孩子们在大人怀里睡着了,还没有收场。
最向往的就是过年了。大年初一大清早,天还不亮,各院的孩子就集合起来,东院、西院的拜年磕头了。随着一阵阵噼哩啪啦的鞭炮声,孩子们争捡没有响的哑炮。有一年,我捡到一个没有炸坏的两响皮,在前边放进一个鞭炮,我拿着,大爷家的二哥点火,鞭炮响了,两响皮里还有一节也响了,把我的手炸得漆黑发麻,过年穿的新棉袄袖子也被炸掉半截,棉花还冒着火星。二哥吓的跑了,我也傻了。来拜年的一院中嫂子抓住我的胳膊摁进院子里的咸菜缸,最后借别人的旧棉袄穿着过了年。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,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喜欢玩鞭炮。
那时家里没有钟表,起床听鸡叫。读初一时,冬天的一个早上,我一觉醒来,发现窗外光亮如昼,心想一定是睡过了,便急匆匆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去上学,平常一起上学的伙伴小石头我也来不及等他了,在他家房后墙上踹了几脚,就急咧咧地大踏步奔向四里多地外的西寨中学,到了学校寂然无声,一个人也没有,我朝空中一看,朗月高照,如同白昼,这时我才明白起早了,便站到一个单身男老师门外,一直等到别的同学到来。
现在,农村的孩子再也不用给猪拔草,到处拾柴了,他们衣食无忧,看上了彩电,用上了电脑、手机。他们与我们当年相比,生活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儿时的那些记忆已经走远,却永远的刻在了我的心里,不能忘怀。(戴连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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